为了把这一认识记载下来，中共十七大同时还修改了党章，规定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举例说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毫不利己、一心利人就是典型:在这些口号或做法中，言说者就基本只考虑道德的制高点，而对于逻辑上或方法上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考虑。不难想见，在这样的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即便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某种道德或价值标准，从根本上讲也未必一定比另外一部分人、有时候哪怕是少数人的相关道德或价值标准更为可取。

何况，在这个韦伯所言之诸神与诸魔的现代性社会，法律本来也不应该被轻易用来推广一种或一些道德。法律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变好，它唯一可能做成的事情是防止人们坏透、也即坏到社会秩序的维续都不可能之程度。应该说，韦伯的这个判断确实深刻地道出了现代性社会的根本困境:因了每一个人主体性的唤醒，现代性社会已经丧失了统一的价值判准。也正因为启蒙运动将万物的判准交由人的理性，因而人们常说启蒙运动唤醒了人而贬斥了各种迷信中的神。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需要维续某些基本的道德。

大概没有谁会否认见死不救在道德上的可恶及可恨之处，然而，是否因为它的道德上之不可取，法律就应当伸手管一管此类问题?如果法律要管，它该怎样管?一俟我们进入到该如何从法律角度规制这些现象的层面上，就会发现，所谓见死不救——以及其他相类似的道德问题——立法规制就不过是又一种道德上正确但方法上不可行之吁求。因此，就见死当救问题来说，尽管它可能是社会公德，但由于法律事实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我们当然也就无法苛求什么。(四)假如吴英死了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死刑判决，在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声中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说。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这些案件当时在社会各界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从司法政策导向来看，对于吴英的犯罪行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调整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到底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社会公平和秩序？(二)吴英案与司法导向吴英案之所以成为一个法治事件，与我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

吴英所成立的公司均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个别经营活动赢利极少，大多数是处于亏损的状况。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说，2008年以来，包括吴英案件在内，浙江省已判处5例集资诈骗死刑案件，被告人均为浙江本地女性。

因为从现行法律的角度，企业亏损以后借高利贷，就有可能涉嫌集资诈骗。而在国内，由于《公司法》规定企业间不能拆借，民间借贷往往不以公司的名义而以企业家个人的名义进行，企业家无法受到破产法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在此之前，社会上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还存在争议，在此之后，少杀、慎杀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2006年4月成立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后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在内的七家企业，崛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这个恶性循环应该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吴英父亲、妹妹每日接到众多表达同情、愿意提供帮助的陌生电话。此时的吴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地方一家媒体对这位亿万富姐神乎其神的报道让其一夜成名，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甚至远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款。浙江最大的海外移民中介--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的统计，浙江省每年有1500人移民成功，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

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经济背景。社会学者冯钢说，普通老百姓在网上的发言，都是从民间常识的角度来看司法判决。

李有星说，而现实中，最后一道防线承担了大多数压力。(三)吴英案与金融制度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但极少有媒体注意到，本色集团成立之前，吴英已负债1400多万元，此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吴英先后注册了众多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在明知自己没有投资和经营能力，盲目投标江北地块，造成定金1400万元被没收，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近2000万元，用集资款买的价值一个多亿的珠宝，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付给他人130万元。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以及张思之、李长青等知名律师均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

学者们认为，吴英案正是我国对民间金融市场调节中刑事手段过强、民商事法手段过弱、相关行政手段相对缺失造成的悲剧。死刑改革的大门已经洞开一隙。

事实上，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仅2008年，浙江省就有五起集资诈骗罪犯被判死刑，而且五人都是女性。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钱水土认为，企业家选择移民不仅导致精英外流和财富外流，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企业家随时可以逃之夭夭。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在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接受何种条件选项中，16%表示需要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25%表示有较大幅度利率上浮，12%表示需要支付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26%表示所抵押的资产需要接受指定单位的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等费用，仅有不到14%的企业表示不需要接受附加条件。《判决书》认为，虽然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害人仅有林卫平等十一人，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实吴英是通过虚假宣传、支付高额利息，误导社会公众通过林卫平等十一人把钱投给她自己。这也正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法制背景。

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因为对非法集资的死刑判决很难达到防范和震慑金融犯罪，压制过度活跃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的。

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牛太升说，目前的监管原则基本上是引导为次、打击为主，靠打击来引导。

吴英明知林卫平等人是做融资生意的，他们的资金也是非法吸存所得。但是死刑判决能否实现保护公民财产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预期？牛太升认为，吴英的死刑给社会特别是关注此案的企业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企业亏损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民间借钱。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上收，从程序上限制了死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认为，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在目前还没废除的情况下，刑法当中对犯罪适用重刑，除了政治否定性和法律否定性之后，一定要考虑到伦理或者道德性的否定评价，如果一个行为，社会公众都对他持一个同情的态度，刑法在对他适用重刑的时候，应当三思而后行，因为毕竟刑法最后要考虑伦理道德的基础。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认为，民间金融的活跃程度与经济形势和央行货币政策有关，1986年浙江民间借贷规模就已经超过正规金融机构，已经活跃了三十年，年利率一般在15-25%左右，银根缩紧时利率高达60%，这时才是民间借贷演变为集资诈骗的高发时期，与是否对个别案例处以极刑没有关系。吴英办千足堂、汽车租赁等店时，注册资金仅14万元，已经向俞亚素、徐玉兰等人以每万元每天30到50元为回报大量借款，远远超过民间借贷利率。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

回想一下，三十年前，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去卖，死刑，叫投机倒把罪。进入专题： 吴英案 。

2010 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 起， 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把尊重生命权置于无上地位的时代，一个不再希望依靠极刑解决问题的时代。